徐淵 收拾 ［東漢］鄭玄 注《禮記注》（本）出書暨收拾媒介
書名：《禮記注》
作者：［東漢］鄭玄 注；徐淵 收拾
出書單位：商務印書館
出書時間：2023年1月
【內容簡介】
鄭玄《禮記注》是歷代《禮記》注釋本中最權威的注本。東漢末年，鄭玄受業于馬融，爲《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即《儀禮》十七篇）、小戴《禮記》三種禮書作注。鄭玄將小戴《禮記》諸原形互參校，并爲之注，構成本日所見的鄭玄《舞蹈場地禮記注》的面孔。本次收拾選取中國國家圖書館躲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爲藍本，選取西安碑林博物館躲唐開成刻《十二經》刻石《禮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躲南宋婺州義烏蔣宅崇知齋刻本《禮記注》、南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注》、中華書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清嘉靖刊本）》爲參校本。本次收拾，對《禮記》各篇分章施加編號，便于讀者閱讀應用。
【收拾者介紹】
徐淵，男，復旦年夜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中間博士。現爲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傳授，同濟年夜學經學研討院副院長、同濟年夜學現代文學與語言學研討所副所長。復旦年夜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間特聘研討員（外聘）。上海儒學研討會理事、中國訓詁學研討會會員。著有《兩周秦漢禮典相關出土文獻考疑》《〈儀禮·喪服〉服敘變除圖釋》，收拾古籍杜預《年齡釋例》、鄭玄《禮記注》等，參與點校《年齡公羊禮疏（外五種）》（獲華東地區古籍收拾二等獎）。執行主編《十三經漢魏古注叢書》、《年齡學研討》（第一輯）。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等各類項目多項。
【目錄】
收拾媒介
收拾凡例
禮記卷第一
曲禮上第一
曲禮下第二
禮記卷第二
檀弓上第三
禮記卷第三
檀弓下第四
禮記卷第四
王制第五
禮記卷第五
月令第六
禮記卷第六
曾子問第七
文王世子第八
禮記卷第七
禮運第九
禮器第十
禮記卷第八
郊特牲第十一
內則第十二
禮記卷第九
玉藻第十三
明堂位第十四
禮記卷第十
喪服小記第十五
年夜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禮記卷第十一
學記第十八
樂記第十九
禮記卷第十二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禮記卷第十三
喪年夜記第二十二
禮記卷第十四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禮記卷第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子閑居第二十九
坊記第三十
禮記卷第十六
中庸第三十一
禮記卷第十七
表記第三十二
個人空間 緇衣第三十三
禮記卷第十八
奔喪第三十四
（三十四·十二）
問私密空間喪第三十五
服問第三十六
閑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禮記卷第十九
投壺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年夜學第四十二
禮記卷第二十
冠義第四十三
昬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收拾媒介】
《禮記》成書于西漢，就其性質來說，《禮記》諸篇是《禮》的記文，故被稱爲“禮記”。《禮》即傳世文獻《儀禮》，又稱爲《禮經》，是儒家經典《五經》之一。《禮記·雜記》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說明《禮》的篇目是在年齡末至戰國之際陸續書于竹帛的。有學者認爲先秦時期《儀禮》已經成書，文獻中單稱爲《禮》。《禮記·經解》云：“孔子曰：‘恭儉莊敬，禮教也。’”又云：“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或以爲所引“禮教”與同篇“《詩》教”“《書》教”“《年齡》教”并列，是以“禮”當作“《禮》”來懂得，是先秦時《禮》已成書的書證。由于《經解》后文明言前舉“禮教”包含“朝覲之禮”“聘問之禮”“喪祭之禮”“鄉飲酒之禮”“昏姻之禮”等禮典，而非《禮》的篇目，故前引文缺乏證明《禮》在先秦時已成書。又《莊子·天運》云：“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年齡》六經。’”《天運》篇屬于《莊子》外篇，所述內容多爲誣捏。孔子見老子在三十余歲時，此時距孔子治《易》《年齡》尚早，是以《天運》所述六經項目亦難于采信。《史記·儒林列傳》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意謂《禮》自孔子時起，記述禮典的經書就不完全，經過秦代焚書，竹書篇目散佚的更多。這是西漢司馬遷對《禮》成書的推想，至于《禮教學》在戰國時代實際是以單篇情勢流布共享會議室，還是以穩定篇目標成書情勢傳承，無從小樹屋確知。
《禮》至遲西漢初年已經成書。《史記·儒林列傳》云：“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藝文志》載：“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的士《禮》即今之《儀禮》，共計十七篇。兩者大要除了篇序有所分歧，篇目內容應當基礎分歧。（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中《喪服》不含《服傳》，詳下。）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即其后漢廷立于學官的今文《禮》。
西漢除了今文《禮》十七篇以外，還有古文《禮》五十六篇。《漢書·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類似，多三十九篇”。淹中，蘇林注云“里名”，淹中是魯地的鄉里之名。孔氏《禮古經》即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之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漢書·楚元王傳》）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后，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實施。”又《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鄭玄《六藝論》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王國維認爲《漢書·藝文志》所記《禮記》指《禮》。張富海則認爲“此‘禮記’，也能夠本作‘禮禮記’”，即孔壁所出之書中既有《禮古經》，還有《古文記》。別的，河間獻王所得古書中亦有《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由此，王國維認爲《禮古經》有三種文本，其一是魯淹中本，其二是魯孔壁本，其三是河間本。惟《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搜集余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并威儀之事。”《隋書·經籍志》沒有述及孔壁本古文《禮》，認爲《禮古經》乃高堂生所傳《禮》與魯淹中本的合編本，似是古今文合編的簿本，與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鄭玄《六藝論》所述相左，不成守信。
河間獻王所得之《禮》雖由古文寫成，卻不克不及直接稱作《禮古經》。japan(日本)國東京年夜學躲鐮倉末鈔本《孔傳古文孝經》載題名孔安國撰《古文孝經序》。孔《序》說今文《孝經》爲“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而古文《孝經》乃“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建元”爲漢武帝第一個年號（公元前140年至前135年），魯恭王壞孔子宅在漢武帝瑜伽教室末年，兩者相距約五十年（魯恭王卒于漢武帝執政晚期，《漢書·藝文志》載其壞孔宅得古文書籍在武帝末，年月倒錯，不克不及確屬，此處姑從《藝文志》之說），前后所獲《孝經》的古今文屬性判然不同。這說明河間獻王收錄收拾的前代文獻，被時人目爲與漢初所傳性質相類似的典籍，此中一部門有古文本傳世的后來還被視爲與古文原形對應的今文本；魯恭王壞孔宅壁所得的前代書籍，則多被時人視作古文典籍。河間獻王加入我的最愛收拾的古書之所以一向以來被誤認爲古文典籍，重要是由于其所獻的《周官》一書。《周官》在東漢時期被古文學家奉爲最主要的古文經典，是以《周官》的古文性質少有人懷疑。但是《漢書·藝文志》在著錄《周官經》六篇時，并沒有標明此書爲“古文”。王國維認爲《漢書·藝文志》注明“古文”者，是因爲有與之對應的今文本。若無今文本，則無需冠“古文”二字。王氏因此認爲《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官》是古文本。張富海《古文經說略》認爲《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官》“早已轉寫成隸書本了”。結合前述河間獻王所獻《孝經》流傳的情況可知，《漢書·藝文志》在《周官經》前不冠“古文”是由于河間獻王所獻的古籍由于收拾流傳較早，早已完成隸寫，西漢時人并未視《周官》爲古文典籍。同理，河間獻王所得之《禮》，時人同樣不會視作《禮古經》，將之視作高堂生所傳《禮》十七篇的今文另本的能夠性更年夜。只要“出于魯淹中及孔氏”的《禮古經》才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禮古經》五十六卷”，河間獻王所得的《禮》并非此本。《禮古經》中與高堂生所傳之《禮》相重合的十七篇，即鄭玄注《儀禮》時所用的古文本。
漢初，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于爲禮容（儀容、服色、周還揖讓之節等）。徐生傳禮至其會議室出租孫徐延、徐襄。徐延及徐氏門生有名的有公戶意滿、恒生、單次以及瑕丘蕭奮。瑕丘蕭奮傳禮東海孟卿，孟卿授于東海后倉、魯閭丘卿。《漢書·儒林傳》云：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感德延君、戴圣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年夜戴”，爲信都太傅；圣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年夜戴、小戴、慶氏之學。
《漢書·藝文志》載：“經（七十）〔十七〕篇。后氏、戴氏。”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感德、戴圣、慶普皆其門生，三家立于學官。”可見，后倉、聞人通漢、感德、戴圣、慶普所傳《禮》皆爲十七篇的今文《禮》，而感德、戴圣、慶普三家所傳的今文《禮》學立于學官。
當感德、戴圣、慶普立于學官之時，河間獻王所獻之《禮記》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出之《禮記》已經面世。《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門生及后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敘之”。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按：“‘一’在‘十’之下，寫者亂之。”《漢書·藝文志》的撰作本于劉歆《七略》，《七略》又由刪改劉向《別錄》而來。按《隋書·經籍志》的記述，《別錄》所記“《記》一百三十一篇”，當是河間獻王所得之《記》，二者篇目數量分歧。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年夜學記》《雜記》。”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注：“掉注出處，又有《謚號記》，見《御覽》七十七應劭《風俗通》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似是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條目顔師古注云：“今《年夜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應麟《考證》云：“七篇者，今考《年夜戴禮》，《千本》《四代》《虞帝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無論《孔子三朝記》能否如王應麟所言屬于《漢書·藝文志》所舉《記》一百三十一篇，《漢書·藝文志》之《記》的文本組合均可藉此一探討竟。《漢書·藝文志》之《記》一百三十一篇當由多組篇目多寡分歧的竹書組成，《考證》舉《記》所含的諸種逸篇（如《三正記》之屬）應該各是一組屬性附近或許內容相關的文章組合，每組竹書構成一個總括的篇題。將這些篇題下單篇的文章單獨計數，總共合計一百三十一篇。後面已經說明，河間獻王所獻古書，收拾流傳均在孔壁出書之前，時人并不以爲是古文典籍，是以《漢書·藝文志》所錄的“《記》一百三十一篇”不冠“古文”二字。
除了《記》一百三十一篇之外，根據劉向《別錄》，還錄有“《古文記》二百四篇”（《隋書·經籍志》說“二百十四篇”）之說。《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又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感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年夜戴禮》。戴圣刪《年夜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隋書·經籍志》云：“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篇。”《隋書·經籍志》所述《古文記》二百四篇的組成爲河間獻王所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與劉向所得別的四種古書的合編本。王國維由此認爲“獻王所得《禮記》，蓋即《別錄》之古文《記》。是年夜、小戴《記》本出古文。”四種《古文記》類古書最舞蹈教室能夠的來源是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的古文《禮記》，包含《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戰國篇目（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皇帝建州》中有不少“皇帝、諸侯、卿、年夜夫之制”，或是《明堂陰陽記》的遺篇）。在劉向編寫《別錄》之前，感德亦將瑜伽場地《孔子三朝記》編進年夜戴《禮記》。到劉歆編定《七略》的時候，則將《樂記》編進《樂》類，將《孔子三朝記》編進《論語》類。班固《漢書·藝文志》沿襲之。無論若何，劉向所檢得的《記》一百三十一篇，即河間獻王所得之《記》的傳本，在整個西漢時期時期有著完全的流傳。劉向之所以將河間獻王所得之《記》視作古文《記》，大要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說“時亦無傳之者”。“無傳之者”，并不是說這一百三十一篇《記》都不爲人所知，而是說西漢學者沒有將其作爲一個整體加以傳習。在河間獻王收拾轉錄這批《家教禮記》類文獻之后，應當有部門篇目在全國廣泛傳布，這些流傳的篇目恰是感德、戴圣取材并編定二戴《禮記》的來源。
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后倉門生聞人通漢、戴圣等皆與其議。《通典》記錄了此中不少議論。從聞人通漢、戴圣所引的內容來看，確有一類直接稱爲《記》的文獻，除此之外還引有《曲禮》等篇名與《記》之名對舉。從所引《記》的內容來看，有屬于《王制》《雜記》等篇的內容，還有一些《禮記》逸篇的內容（不見于今本年夜、小戴《禮記》及其他禮類文獻）。可以推測，聞人通漢、戴圣在石渠閣議論時所稱的《記》，有能夠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河間獻王所得《記》一百三十一篇。由于此中有司馬遷認爲成書于漢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的《王制》篇，說明河間獻王所獻的《記》并非所有的爲先秦古本，此中亦有漢初成書的《禮記》類篇目。假如河間獻王所獻的《記》一百三十一篇中包括漢初所作的篇目，而劉向所謂《古文記》又包括有河間獻王《記》所有的篇目，則《古文記》亦非全爲戰國古文寫成，稱其爲《古文記》，不過說明與當時廣泛流傳的《禮記》篇目來源分歧罷了。1957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出土的《武威漢簡》中有數篇《儀禮》及單獨抄寫的《服傳》甲、乙、丙本。學者據此推測《服傳》在兩漢時期重要以單篇情勢流傳，并未現在本《儀禮·喪服》散在經、記文之下，直至東漢早期方由馬融或其他學者編進《儀禮》註釋。就《服傳》的性質來講，顯然也屬于《記》一類的文字。收拾者曾撰文說明《服傳》的成書年月能夠在西漢初年，雖然未被收錄進今傳本年夜、小戴《禮記》，但根據前文的剖析仍能夠包括在河間獻王所獻的《記》一百三十一篇之內。
《漢書·藝文志》著錄有《曲臺后倉》九篇，是后倉說《禮》的記錄。姚振宗《條理》按：“《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舞蹈教室倉》三書，舊時文相連屬，皆蒙上文‘記’字。”《曲臺后倉》即《曲臺后倉記》，又稱《曲臺記》。劉歆《七略》曰：“宣天子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文）顔師古《漢書注》引如淳曰：“行射禮于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年夜射于曲臺’。”晉灼曰：“皇帝射宮。西京無太學，于此行禮也。”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顔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由于西漢長安無太學，皇帝在曲臺行年夜射之禮，后倉在曲臺校書著說，故名《曲臺記》。認爲《曲臺后倉記》是專講射禮的書，生怕無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王應麟《考證》云：“按《年夜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孝昭冠辭是年夜戴《禮記》中《曲臺記》的遺跡。但是《曲臺記》的具體面孔若何，現在已無從知曉了。
后倉傳《禮》于聞人通漢、感德、戴圣、慶普之后，感德、戴圣、慶普三家立于學官。感德、戴圣所傳的《禮》十七篇篇序頗爲分歧，除了前三篇《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雷同之外，其后十四篇的編次完整分歧。年夜戴《禮》后十四篇的篇序爲《士喪禮》第四、《既夕禮》第五、《士虞禮》第六、《特牲饋食禮》第七、《少牢饋食禮》第八、《有司》第九、《鄉飲酒禮》第十、《鄉射禮》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年夜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年夜夫禮》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禮》后十四篇的篇序爲《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年夜射》第七、《士虞禮》第八、《喪服》第九、《特牲饋食禮》第十、《少牢饋食禮》第十一、《有司》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三、《既夕禮》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年夜夫禮》第十六、《覲禮》第十七。這兩種《禮》的編次順序與今本《儀禮》很不雷同，說明感德、戴圣對于《禮》十七篇的禮典內涵有著分歧的懂得息爭說。
感德、戴圣又各編有《禮記》選本。鄭玄《六藝論》云：“今《禮》行于世者，感德、戴圣之學也。感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年夜戴禮（記）》是也。戴圣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據《隋書·經籍志》“蒼授梁人感德，及德從兄子圣”，可知感德與戴圣爲叔侄關系會議室出租，感德年長于戴圣，故感德號曰“年夜戴”，戴圣號曰“小戴”，史稱二人所編選本爲年夜戴《禮記》、小戴《禮記》。年夜戴《禮記》與小戴《禮記》是感德、戴圣兩家立于學小樹屋官之后，他們爲學生講授《禮》十七篇而編輯的參考資料，是以來源駁雜。二戴《禮記》篇目標取材范圍，有《逸禮》三十九篇，有《記》一百三十一篇，有《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有《樂記》二十三篇，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有《曲臺后倉記》九篇，還有一些《漢書·藝文志》所錄諸子書的篇目。今本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奔喪》《投壺》出自《古文禮》，《王制》《雜記》出自《記》（由《通典》聞人通漢、戴圣所引推得），《曲禮》能夠出自《古文記》（同前），《月令》《明堂位》出自《明堂陰陽記》，《樂記》（十一篇）出自《樂記》（二十三篇）；今本年夜戴《禮記》三十九篇，《朝事》《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出自《古文禮》，《千乘》《四代》《虞帝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七篇出自《孔子三朝記》，《公冠》篇末的孝昭冠辭出自《曲臺后倉記》。年夜戴《禮記》八十五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皆爲當時各種禮類文獻的匯編明矣。王國維說年夜、小戴《禮記》“本出古文”的論斷，無論從河間獻王《記》的來源、《古文記》的組成，還是年夜、小戴《禮記》的取材任一個角度來講都是不成信的。
今本年夜戴《禮記》余三十九篇，闕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八十五共四十六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內容很不雷同，重復的篇目只要《投壺》和《哀公問》兩篇。雖然前文已述小戴刪年夜戴《禮記》而成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缺乏信，但是此說暗指年夜戴《禮記》所闕的四十六篇年夜體恰是今本小戴《禮記瑜伽教室》所傳的四十九篇（《投壺》《哀公問》兩篇重出不算，小戴《禮記》異于年夜戴者合四十七篇）。黃懷信《年夜戴禮記匯校集注·媒介》說：“其之所以佚掉，蓋因文同而抄書者省之也。古者抄書不易，小戴書既已有其篇，則于年夜戴無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道理中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年夜戴之書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本同。”《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作年夜戴《禮記》十三卷。由此推測，遲至隋代，年夜戴《禮記》已經成爲明天的面孔，此中與小戴《禮記》重復的篇目已經不存了。感德、戴圣禮學同出于后倉，二人對于當時流傳于世的《禮記》類文獻哪些對說明《禮》十七篇具有主要參考價值應該有著很年夜的共識。這種共識會體現在年夜戴《禮記》與小戴《禮記》重復選目之中。傳世古書所引年夜戴《禮記》亡佚的篇目內容有《禮器》《祭法》等篇的佚文，由此可以信任年夜戴《禮記》到隋代所闕的篇目與小戴《禮記》今存的篇目有著很高的重合度。[1]
劉向《別錄》的編纂晚于年夜戴、小戴《禮記》的成書時間，因此在《別錄》中記載了所有的的小戴《禮記》篇目，并對小戴《禮記》諸篇進行了分類，分類被鄭玄《三禮目錄》轉錄，存于孔穎達《禮記正義》疏文中。《經典釋文·敘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別錄》所記《樂記》講座場地的篇次正與今本《禮記》雷同，證明小戴《禮記》的編成時代在劉向《別錄》成書之前。《漢書·儒林傳》記慶普、感德、戴圣禮學的傳授云：
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年夜戴授家教瑯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門第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年夜鴻臚，門第傳業。榮，瑯邪太守。由是年夜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后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從同郡感德（按，“感德”乃“戴圣”之誤）學，著作《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楊榮之學史傳無說，不知有著作與否。無論若何，小戴《禮記》西漢時期已由其門生注解講授，并流傳于世。
東漢時期，雖然二戴《禮》仍立于官學，但在崇尚古學的風氣影響下，年夜、小戴禮學逐漸式微。《后漢書·儒林傳》云：“中興已后，亦有年夜、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于儒林者。”今文《禮》學只要慶氏《禮》較爲興盛。《后漢書·儒林傳》載董鈞習慶氏《禮》，爲博士。又同《傳》聚會場地記載“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后漢書·曹褒傳》載曹褒“持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傳授諸生千余人”，著名于當時。曹褒所傳的四十九篇能夠是慶普所編的《禮記》選本，也能夠便是戴圣所編的《禮記》四十九篇本。東漢中后期，古文經學興盛，校注《禮記》的重要有馬融、盧植兩家。《經典釋文·序錄》云：“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圣篇章，往其沉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所謂“附戴圣篇章”，是說馬融撰《禮記注》、盧植撰《禮記解詁》均單獨成書，注文并未散進小戴《禮記》各篇之中，兩書均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附在書后。可以想見，馬本小戴《禮記》與盧本小戴《禮記》在校勘意見及文本取舍上當有小異。《序錄交流》所謂“往其所敘略”是指小戴《禮記》原書之前有對每篇《記》文的“序略”。小戴《禮記》“序略”今本不存，不過鄭玄《三禮目錄》對《三禮》諸篇章均有“篇序”，小戴《禮記》的“序略”生怕也是這一類的內容，鄭玄《三禮目錄》與其或有承襲關系。別的，《隋書·經籍志》有所謂“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之說，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撮要》力駮此說，認爲馬融并沒有足其三篇。從今本《禮記》中《曲禮》《檀弓》《雜記》三篇分爲高低篇來看，今本《禮記》本只要四十六篇，假如再往除《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則難以湊足四十九篇之數，似以《撮要》所論爲是。
東漢末年，鄭玄受業于馬融，爲《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禮記》三種禮書作注。所謂《古經》十七篇，實際是西漢今文《禮》十七篇在東漢的某種傳本。鄭玄將小戴《禮記》諸原形互參校，并爲之注，構成本日所見的鄭玄《禮記注》的面孔。孔穎達《禮記正義·曲禮上第一》云：“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引孔疏并說：“故他（鄭玄）注《禮記》用盧、馬之本校勘，發現有異文，便附進注中”。是以鄭玄注文中往往有“某，或爲‘某’”，表現他本中所用之字與其擇取的分歧。鄭玄校勘小戴《禮記》異文時畢竟用了哪幾種舊本，現在已經無從考證，能夠包含前述的小戴本、橋仁本、劉向本、曹褒本、馬融本、盧植本或其他流傳的版本。鄭玄注釋小戴《禮記》文字嚴謹縝密，要言不煩，簡約通達，注文往往與註釋字數八兩半斤。鄭玄注廣采後人的意見，并以本身高深的禮學修養加以裁斷。《后漢書·鄭玄傳》給予鄭玄很高的評價，稱聚會場地其“囊括年夜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掉，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隋書·經籍志》說鄭《注》問世之后，“唯鄭《注》立于國學，其余多散亡，又無師說。”自從鄭玄注《三禮》之后，小戴《禮記》便與《周禮》《儀禮》鼎足而三，成爲禮學的主要經典。
東漢以致于三國時期，鄭玄之學年夜盛，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統計曹魏所立十九博士，除《公羊》《谷梁》《論語》三經外，其余七經《易》《書》《毛詩》《周官》《儀禮》《禮記》《孝經》皆以鄭學爲宗。《禮記》初次與其他諸經共立于學官，鄭玄作注功不成沒。曹魏后期，王肅不喜鄭學，徧注群經，自作《禮記注》，有興趣與鄭學立異。由于王肅與司馬氏有姻親關系，政治上支撐司馬氏篡魏，所以王肅憑借尊寵位置，使其所舞蹈場地注群經“皆列于學官”，王學由是年夜顯。《三國志·魏書四·三少帝》記載甘露元年四月，高貴鄉公曹髦親臨太學，與諸儒生講論《易》《書》《禮記》年夜義。天子執鄭氏義，諸儒持他說對之，最終多取王氏之說。西晉樹立后，推重王學，“今初所定禮制，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晉書·志第九·禮上》），此時王肅之學遠比鄭學興盛。這樣的局勢直到東晉才有所改觀。東晉時期，王學博士盡廢。晉元帝初年，精簡博士員額，《晉書·荀崧傳》云“博士舊制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除《周易》、古文《尚書》、《年齡左傳》三經外，其余六經今文《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皆以鄭玄注爲宗。鄭教學氏學重又興起，占據了統治位置。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經學也分爲“北學”“南學”，《隋書·儒林傳》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分歧”。但是《三禮》的傳習“同遵于鄭氏”。南北朝時期的經學，《三禮》學最爲尊顯，北朝、南朝以研習《三禮》著稱的學者眾多。北朝習于《三禮》者，有徐遵明、李鉉、熊安生、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等，“諸儒盡通小戴《禮（記）》，于《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見教學場地北朝時期對《禮記》的重視。南朝習于《三禮》者，有何佟之、嚴植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僉、沈俊、皇侃、沈洙、戚袞、鄭灼等，對于《三禮》皆宗鄭氏之學。南北朝時期《義疏》解經體個人空間興起，北朝熊安生作《禮記義疏》三十卷，南朝皇侃作《禮記義疏》九十九卷，這兩部《義疏》是唐代編撰《禮記正義》的主要資料。
隋代統一中國后，經學也從南北分立的局勢重歸統一。隋代繼承南北朝時期的學術傳統，《三禮》學仍以鄭學爲宗。以《三禮》名家者，有馬光、褚輝等人。別的，隋代年夜儒劉焯、劉炫皆曾“問禮于熊安生”，有諸經《義疏》存世。唐代代興之初，唐太宗即詔孔穎達與諸儒編撰《五經義疏》，以統一全國經說。貞觀十六年，《五經義疏》成書，共一百八十卷。其后博士馬嘉運駮正《義疏》得掉，太宗詔令修訂，但未集事。直至唐高宗永徽四年，才以《五經正義》之名正式頒布全國。《五經正義》包含《周易正義》十六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年齡正義》三十六卷，總計一百八十二卷。《五經正義》的問世使得漢代以后趨于決裂的經學重歸統一。《五經正義》于《三禮》獨收《禮記》，改變了漢代以《儀禮》爲經的局勢，舉高了《禮記》的位置，從此之后以致于清代，小戴《禮記》的傳習都要遠盛于《儀禮》《周禮》。由于《禮記正義》所用的注文仍取鄭玄《禮記注》，所以《五經正義共享會議室》的成書和頒行鞏固了鄭玄《禮記注》的位置。
兩宋時期，疑經思潮興起，宋人編輯後人經說，以己意加以裁斷，往往淹博有余而精審缺乏。此中小戴《禮記》的代表注本有衛湜編集的《禮記集說》，雜采漢至宋諸家注說一百四十余種，并不1對1教學獨尊鄭氏。元代延祐二年重定科舉之制，《禮記》仍用唐代《禮記正義》。其后陳澔纂集《禮記集說》，以朱熹之說爲主，略度數而推義理，于至治二年（1322年）成書。是書“承諸子之說而有所取舍”，講解簡明，淺顯易懂，成爲元代主要的科舉參考書。明成祖時期，胡廣奉敕編纂《禮記年夜全》二十卷，爲《五經年夜全》之一。是書以元代陳澔《禮記集說》爲藍本，又采綴諸家之說共四十二家，于永樂十三年（1415年）成書并頒行全國，成爲明代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清代乾隆元年，乾隆帝詔令開設“三禮館”，前后由鄂爾泰、張廷玉等人奉詔纂修《三禮義疏》。此中《欽定禮記義疏》由甘汝來、李紱、任啟運等人具體承擔。《三禮義疏》歷時十年，于乾隆十年（1745年）成稿，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舞蹈教室刊刻成書，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頒行全國。該書征引歷代禮說二百六十五家，依“正義”“通論”“余論”“總論””存疑”“存異”“辨證”七年夜義例分類輯錄，是一部歷代《禮記》注釋的集成之作，成爲清代科舉的主要參考。其后，清代學者孫希旦，綜合鄭注、孔疏以及宋元諸家的學說，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撰成《禮記集解》六十一卷。由于體量宏大，該書直至同治七年（1868年）剛剛刊刻勝利，成爲清代早期最有影響的《禮記》注解。清代又有朱彬所作《禮記訓纂》四十九卷，該書刊刻時間略早于《禮記集解》，于訓詁、聲音、文字之學，用力尤深，是清代樸學在《禮記》考據方面的代表作。
今朝存世的唐及唐以前《禮記》及鄭玄《禮記注》本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討所圣彼得堡分所躲敦煌文獻編號爲俄敦二一七三背、俄敦六七五三背的《禮記·曲禮上》；法國國家圖書館躲編號爲伯二五〇〇、伯二五二三碎二的鄭玄注《禮記·檀弓下》，編號爲伯三三八〇的鄭玄注《禮記·年夜傳》《少儀》；英國國家圖書館躲編號爲斯二五九〇的鄭玄注《禮記·月令》，編號爲斯五七五的鄭玄注《禮記·儒行》《年夜學》。西安碑林博物館躲有唐開成年間刻成的《十二經》刻石，《十二經》中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全文（以下簡稱“唐石經”），無鄭玄注。
存世的宋代鄭玄《禮記注》本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躲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以下簡稱“撫州本”）、南宋婺州義烏蔣宅崇知齋刻本《禮記注》（以下簡稱“婺州本”）、南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注》（以下簡稱“余仁仲本”）、南宋紹熙年間福建刻《纂圖互注禮記》（以下簡稱“紹熙本”）等。根據王鍔《〈禮記〉版本述略》，上述婺州本與撫州本接近，屬于統一系統的版本；紹熙本與余仁仲本接近，爲另一系統的版本。（見王鍔《禮記版本研討》表十六）。王鍔認爲《禮記注》版本中，撫州本最好，余仁仲本次之，紹熙本最差。八行本經注來源于撫州本，紹熙本瑜伽場地、岳本、嘉靖本、和本及十行本經注和釋文來源于余仁仲本。由此，王鍔認爲“假如要收拾《禮記注》定本，最好是撫州本或余仁仲本爲藍本”。依照本叢書的體例，不收錄陸德明《經典釋文》，撫州本將《釋文》附刻在全書之后，不雜于經注文的特點與本叢書的收拾請求分歧（余仁仲本散在各條經注文之間），是以選取撫州本作爲本次收拾的藍本。以唐石經、余仁仲本、婺州本、嘉慶二十年江東北昌府學刻《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以下簡稱“阮刻本”）爲參校本。另參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禮記》之屬《禮記》殘卷的相關收拾結果，加以校勘收拾。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張敦仁曾影刻撫州本《禮記注》。1992年中華書局對撫州本進行影印出書，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書社（今國家圖書館出書社）再次影印出書，并支出《中華講座場地再造善本》唐宋編。本次收拾應用的是《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撫州本。撫州本《禮記注》二十卷，東漢鄭玄注，一函六冊，包含小戴《禮記》所有的四十九篇。上面照錄王鍔《南宋撫州本〈禮記注〉研討》對撫州本版本特征的描寫：
撫州本板框高20.9厘米，寬15.5厘米。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周圍雙欄。順魚尾，版心上魚尾上分年夜、小記字數，下記“禮記幾”，下魚尾下記頁數，下記刻工姓名。首行頂格題“禮記卷第一”，次行頂格題“曲禮上第一”，越二格題“禮記”，又越二格題“鄭氏注”。每卷末尾標注“禮記卷第幾”，下越二至三格記經注字數，如卷一第二十八頁A面第三行頂格題“禮記卷第一”，越三格題經五千七百二十二字，注八千三百二十七字。書體在歐體外且接近顔體，鉅細字橫直筆一樣粗細，筆鋒內斂，躲巧于拙，刀法圓潤，古樸慷慨，書寫認真，刊刻優美。
撫州本避諱很是嚴格，避諱字有玄、泫、縣，避宋圣祖趙玄朗諱；敬、竟，避宋太祖趙匡胤祖父宋翼祖趙敬諱；殷，避宋太祖趙匡胤父宋宣祖趙弘殷諱；匡、筐、酳，避宋太祖趙匡胤諱；恒、荁、完、莞、萑，避宋真宗趙恒諱；貞、偵、赬、征，避宋仁宗趙禎諱；讓，避宋英宗趙曙父濮安懿王趙允讓諱；樹，避宋英宗趙曙諱；頊，避宋神宗趙頊諱；桓，避宋欽宗趙桓諱；雊，避宋高宗趙構諱；慎、蜃、瑗，避宋孝宗趙眘諱，均缺末筆。本次收拾時，上述避諱字闕末筆的均直接補全，不另出校記。
本次應用的參校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均選自北京圖書館出書社影印《中華再造善本》。阮刻本應用的是中華書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
本次收拾還參考了楊天宇譯注《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龔抗云收拾、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北京年夜學出書社，繁體豎排版，2000年）、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年）、呂友仁點校《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王鍔匯校《禮記鄭注匯校》（中華書局，2017年）、郜同麟點校《禮記正義》（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王鍔點校《禮記注》（中華書局，2021年）。
本次收拾稿構成之后，楊詣、劉新怡、王潔鈺三位研討生同學幫忙覆覈了校記，進步了收拾稿的靠得住性，特此致謝。限于收拾者的學識和程度私密空間，收拾本中存在訛誤再所難免，懇請讀者不吝金玉，以便后續不斷改進。
徐 淵
二〇二一年十仲春
十三經古注擺列圖
注釋：
[1] 根據上述二戴《禮記》與《漢書·藝文志》所載諸種《禮記》的關系，錢年夜昕《廿二史考異》認爲“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高低，實止四十六篇，合年夜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卅一之數”的論斷難于成立。小戴《禮記》往除《曲禮》《檀弓》《雜記》分爲高低的重篇，爲四十六篇。今本年夜戴《禮記》的《投壺》《哀公問》兩篇與小戴《禮記》相重，往除后爲三十七篇。二者分歧內容的篇目相加爲八十三篇，與一百三十一篇相減，爲四十八篇。《漢書·藝文志》所載之《記》一百三十一篇中，重復篇目竟達四十八篇，殊分歧理。故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認爲：“錢說雖巧，終缺乏據。”根據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河間獻王所得之《記》包含《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年夜學記》《雜記》等名，多數不在今年夜、小戴《禮記》之中。是以，可知《記》一百三十一篇只私密空間是年夜、小戴《禮記》的取材文獻之一，并非年夜、小戴《禮記》的合編。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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