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的軌制淵源與成書年月新考”沙龍紀實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廿三日庚子

             耶穌2018年5月8日

 

2交流018年4月17日下戰書三點，北京年夜學禮學研討中間第十七次“禮學沙龍”在靜園二院111會議室舉行。在本次沙龍活動中，與會學者圍繞郭偉川傳授的《周禮軌制淵源與成書年月新考》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沙龍由北京年夜學禮學研討中間主任吳飛傳授掌管。北京師范年夜學古籍與傳統文明研討院周少川傳授、社會科學院中國哲學研討室劉豐研討員、中國國民年夜學經學與子學教研室陳壁生傳授、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顧濤副傳授、北京師范年夜學古籍與傳統文明研討院華喆副傳授、北京年夜學中文系陸胤副傳授列席。

 

掌管人吳飛傳授高度評價了郭偉川傳授在禮學的引介和傳播方面做出的貢獻，指出了《周禮軌制淵源與成書年月新考》在《周禮》研討傳統中的主要位置。隨后，郭偉川傳授就書中的內容進行了詳細介紹。

 

  

 

掌管人吳飛傳授

 

郭傳授起首介紹了本書的來由和寫作意圖。這本書是受楊天宇會議室出租師長教師《鄭玄三禮注研討》的啟發寫作的，尤其是書中‘周禮的成書年月’一章，激發了郭傳授對周禮成書年月的考證興趣。郭傳授將有關周禮成書年月的各種說法總結為六種：一，《周禮》作于周公，二，作于西周，三，作于年齡，四，作于戰國，五，小樹屋作于周秦之際，六，作于漢初。郭傳授指出，唯有彭林師長教師在《周禮主體思惟與成書年月》一書中主張漢初的說法，但這一說法遭到了楊天宇師長教師的反對。只不過，楊天宇師長教師本身沒有對這個問題給出定論，只是傾向于戰國說。支撐戰國說的學者眾多，好比何休就認為《周禮》是“六國陰謀之書”，而張舞蹈場地禹，包咸從其說。近代學者錢穆，郭沫若，顧頡剛，楊向奎等都持此說，在此中，顧頡剛，楊向奎認為《周禮》出自戰國中葉齊國法家人物，這一說法影響極廣。《周禮》成書年月的眾說紛紜，且學者有各種各樣的研討方式，這啟發郭師長教師進一個步驟思慮下往。

 

郭傳授認為，歷代研討雖各有其宗旨，但共享空間作為《周禮》主體的“六官”系統及其淵源，卻鮮少有人觸及。這樣一來，《周禮》的研討就尚未觸及要旨，周禮的成書年月的問題，是以也就無法獲得最基礎解決。是以，郭傳授從《周禮》的六官淵源進手，廣泛采閱甲骨聚會場地金文和相關資料，力圖融會貫通，開出一條研討的新路。

 

  

 

報告人郭偉川傳授

 

郭傳授在研討過程中發現，從帝舜至夏商周三代，在以六卿官制為主體的職官軌制上，有很明顯的沿襲。郭傳授進一個步驟介紹了戰國時聚會場地期“六官”軌制的淵源。從《尚書舜典》里舜所分封的22位官員中，就有司空，司徒；此外，此中的“后稷”主農業，此中的“士”，就是后來的司寇；此中的“宗”，就是大批伯，此中的“工”，就是施工建造、建筑宮殿的官員，也即《冬官考工制》中的“冬官”。這六種官員，后來夏朝稱為“六卿”；殷代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卿士”與“卿士寮”。殷代有了“太史寮”，也就是秘書機構；還有了有了“三公”——“太師”、“太傅”與“太保”。郭傳授指出，在殷代，主要部門的主事官員基礎是卿士。到了西周，周官，崇宰，司空、司徒與司寇，都是從夏殷兩代下來的。

 

通過上述的梳理可見， “周公制禮”并不是無所依憑的創造，而是有其所沿襲的歷史淵源。這在經文中和甲骨文中也都有印證。郭傳授進一個步驟剖析了周禮的成書淵源。他認為，周禮在后世被學人不斷收拾，最終呈現出整齊的面孔。最後是子夏學派開始收拾儒家的經典，到了漢代，也進行了今文古文的收拾，而到了西晉太豐年間，則收拾了出土的竹書。宋代的印刷術發達，文字是必定經過歷代的解釋詮釋和演繹，而變成了朱子所見的《周禮》。

 

郭傳授繼續通過歷史事實證明，《舞蹈教室周禮》一書是由魏文侯主導的、以子夏為首的西河學派編寫的。接下來，郭傳授提出了幾方面的說明。第一，我們已經看到，周官軌制是和帝舜時期以降有一脈相承的歷史軌跡。在郭交流傳授以“六卿”為主體的職官軌制史的主體觀念下，六官系統是這一職官軌制中有機的組成部門，而《周官》就是對職官軌制舞蹈場地的記錄，這是與魏文侯有關的。這就將《周禮》的成書年月定在了兩周時期。

 

第二，和兩周官職有主要關系的人，無論是周公、晉文公，魏文侯，都屬于有配合血緣關系的姬周系統。郭傳授強調，此中的關鍵在于“周舞蹈場地”字，無論是《周易》、《周書》、《周詩》還是《周禮經》，經典在收拾編輯時，都和姬周王室及其諸侯國有非常親密的關系。是以，兩周的社會政治，典章軌制，和相關的人物關系和典籍文獻，是與《周禮》中的“親親”之意相合的。

 

第三，對《周禮》成書年月的論證，需求掌握此書專論軌制的特點，從職官軌制史的角度加以考說。這是因為，職官軌制及相關職官名稱是政治實體的組成部門，具有明顯的時代印記，有歷史痕跡可尋。故按此一標的目的進行研討，可以循名責實，根據相關線索加以考證，較家教為切實靠得住。

 

第四，要明了此書以周會議室出租禮冠名舞蹈教室的意義地點，這是一部儒家而不符合法令家的經典。郭師長教師指出，除“考工記”外，其他五官的卷首都寫了“惟王建國，辨樸直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平易近極”的字眼。郭傳授指出，這就是全書的宗旨地點。《周官》其宗旨在于宗周，《周官》卷首實質在于“佐王”、“宗王”。《周禮》中的六官，各自統領官員等級有差尊卑有別，這是“禮”的基礎特征，這一觀念也貫穿了《周禮》全書。《周禮》作為王朝的最高禮官統領龐年夜的職官系統，充足體現了兩周，尤其是西周，重視禮的歷史事實。而考慮到禮學是儒學最主要的焦點部門，周禮就充足地體現了儒家的禮治觀念。

 

此外，在治國方面，儒家歷來主張“禮”、“樂”、“政會議室出租”、“刑”四者并舉，禮為主，法為其副，并不偏廢。由此看來，《周禮》也與儒家更為貼合，而非如顧頡剛師長教師和楊向奎師長教師認為的那樣，是法家的著作。

 

  

 

沙龍現場

 

基于上述說明，郭傳授指出，編寫這本書的人必定持有“尊周”、“尊王”的思惟，並且篤信儒家。魏文侯就是這樣的人。作為姬姓侯國國君，他確實具有周禮“親親”的觀念。他既為戰國初年的華夏霸主，又尊儒好古，不僅尊奉孔子門人子夏為師，且禮敬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為主體的西河學派，從而獲得他們的鼎力協助。這是魏文侯時期能夠收拾編纂大批儒家文家教獻典籍的需要條件和重要氣力。《周官》一書以及后來于西晉太豐年間在河南汲郡發掘魏安僖王墓出土的《周易》、《周書》、《周食田法》等大量儒家經籍，都是在魏文侯時期收拾編成的。這與魏文侯尊周重儒的思惟有非常親密的關系。他有足夠的意愿和才能組織《周禮》的編纂。

 

而在歷史文獻的記載中，魏文侯也是獨一與《周官》一書發生關系的先秦歷史人物。《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批伯》之《年夜司樂》章也。”這說明，《周官》的一部門是當初魏文侯的書，否則“藝文志”就不會說在文首說魏文侯是六國之君中“最為教學好古”。反觀年齡戰國時期，沒有其他諸侯國國君有魏文侯的主客觀條件，並且根據史書的記載，在先秦時期也沒有任何人和《周官》一書發生關聯。

 

郭傳授指出，主導編寫《周官》需合適客觀形勢下的多項基礎條件。一，主導者需求是一國之君，因為六官職官和相關禮制是王制，體系龐年夜，禮秩清楚，不是普通的士年夜夫所作，組織編寫周官是是國家行為；二，主導者應該是有全國之志的國君，《周官》是其政治準備；三，主導者要有強年夜的國力，可以稱雄一時；四，主導者要和姬王室為血親，因為《周官》的目標在于挾皇帝以令諸侯，統一全國；五，在傳世的文獻典籍下必定留下歷史痕跡，或許在專軌制上和周禮的六官體系有關系，六，主導者的生涯時期在東周，因為《周官·考工記》為蝌蚪書，這一書體風行于年齡戰國時期，且所寫兩周職官軌制和相關禮制，不在西周在東周。共同簡牘和毛筆應用蝌蚪文，這并不是偶爾的。

 

  

 

陸胤副傳授

 

年夜多數人對魏文侯的印象都是在《禮記》中喜新厭舊的昏庸君主，而經過研討，郭傳授勾畫出了分歧的魏文侯抽像。他是其實是武功武功都值得稱道的雄主，戰國的情勢促進了他的霸業和《周官》的出現。三家分晉之后，魏國最強並且有天時之便，是以捉住戰機，西渡黃河對抗秦國，占領秦國七百里地，增強了國力。繼而，魏國北伐中山，東征田齊，武功之盛，他國難以企及。而在諸國國君中，魏文侯又最為尊儒好古，尊敬禮樂，重文修史。

 

可見，《周官》一書的編成，需求種種條件的共同，而對先秦人物考，合適條件和動機的只要魏教學場地文侯一人，周官的內容不是一人能成，離不開先秦時舞蹈教室期職官軌制演變的深入影響，有大批的文獻可以作證。

 

郭傳授在書中還考證到，竹書紀年一書，也是魏文侯編寫的。魏安僖王（五世孫）在秦將要統一六國之際，將先祖的戰國初年的典籍殉葬在墓中。根據里面的竹書紀年，從周幽王到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僖王二十年。那么，魏國之史書粗略與年齡相應。魏國有修史紀念的傳統，故承先啟后，將史書相繼拼接，編撰此書的目標是服務于魏文侯稱霸華夏的野心。

 

郭傳授發言后，本書的責任編輯許海燕密斯對本書的出書情況以及系列叢書的情況作了介紹。

 

  

 

責任編輯許海燕密斯

 

社會科學院中國哲學研討室劉豐研瑜伽場地討員作了發言。劉豐研討員認為，郭傳授從官制進手，捉住了《周禮》最重要的特點。因為從先秦到兩漢的史料，和周禮有關的很是少，所以良多學者研討周禮重要是采用思惟史的研討方式，也即將《周禮》中的思惟放進思惟史的脈絡當中考核。劉研討員指出，本身也參考、運用過這樣的觀點，但這一方式存在必定問題，而郭師長教師這本書，恰是通過職官系統，掌握住了《周禮》基礎的正確標的目的。此外，劉研討員還對本書對周禮與周代禮制的關系的發掘，以及本書對《周禮》成書年月和地點的落實作出了高度評價。

 

  

 

劉豐研討員

 

中國國民年夜學經學與子學教研室陳壁生傳授確定了郭瑜伽教室傳授對《周禮》成書年月的考證方法，并補充了學術史的佈景。他指出，20世紀的《周禮》學，基礎就是圍繞考證周禮的寫作時間展開的。遭到古史辨的影響，良多考證以科學化的名義，有將《周禮》成書年月往后推。可是，郭傳授把《周禮》定位在戰國初年魏文侯，以及以子夏為首的西河學派編制成書，這種考證方法照顧到了傳統的見解，與何休所說的“六國陰謀之書”在時間上是吻合的。陳傳授還指出，郭傳授從六官體制來考證《周官》成書，這一切進點是這本書最年夜的價值地點。楊向奎師長教師與顧頡剛師長教師考證《周官》的年月的方法，都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的。郭傳授的考證方法對經學研討很有啟發，從六官體制進手，可以把《周禮》中講到的內容，和《周禮》之前、之后的內容做一個歷史性的貫通。在某種水平上，鄭玄在注經共享空間的時候已經用了這樣的方法。鄭玄注《堯典》時是用《周禮》中六官懂得堯時候的羲、和“六官”，比擬于兩漢今文家說堯只要四官沒有六官，鄭玄的做法，是以《周禮》為焦點注《尚書》的體現。是以，從經學的角度，也可以為郭傳授本書的思緒供給某種辯護。

 

  

 

陳壁生傳授

 

北京師范年夜學古籍與傳統文明研討院華喆副傳授在思惟史的視野下，提出了斷定成書年月的意義問題。華傳授指出，郭傳授采用的方式，構成對古史辯的回應。古史辨派起首默認《周禮》不成能作于周公，并在此基礎上討論周禮的軌制問題。之后的學者也都是在之后的時代找對應的軌制原因，這就遺漏了“共享空間六官”的基礎架構。在這個意義上，郭傳授的書從頭回到了《周禮》的焦點。郭傳授剖析這部書是魏文侯所家教做，那么，在這個關系基礎上，我們應該若何在評價經典從出現到成立的思惟史脈絡上往掌握《周禮》的成書問題？把《周禮》放在年齡或許戰國或許漢初，呈現的思惟史圖景有何區別？這本書出現的時候，它的社會政治腳色是什么？儒家經典所呈現的思惟史圖景，是古史辨研討沒有供給的。

 

  

 

華喆副傳授

 

清華年夜學歷瑜伽場地史系顧濤副傳授確定了本書對周禮成書研討的貢獻，并反思了今朝共享會議室《周禮》學研討的窘境，指出了一些能夠的發展標的目的。20世紀以來，學者年夜都認為，貿然根據此書來講周代典章軌制是靠不住的。所以后來的學者都不敢用《周禮》這本書作為先秦史研討的史料。這在很年夜水平下限制了《周禮》的研討。顧傳授指出，20世紀以來，還是有學者對此給予關注，例如南京年夜學的洪誠師長教師、浙江年夜學的沈文倬師長教師對《周禮》當中官制的探討。沈師長教師認為，《周禮》中的官職，一些是西周的實制，一些是晚周的更制。根據這一思緒，或許正如楊向奎師長教師所說“據《周禮》以研討周公的思惟及其設施，不會離題太遠”。

 

顧傳授指出，在郭傳授著作的基礎上，還有別的一條可以推進的思緒，就是“周禮是法家之作”一說。不僅顧頡剛與楊向奎采信這一觀點，梁啟超也認為，周禮是法制的典范。這背后的緣由值得探討。成書淵源的“儒法之爭”背后，應有思惟的差異。顧傳授推測，或許這與當今和平易近國時代對“法”的認識教學的不合有關。平易近國時代的學者認為，“經禮”觸及是國家若何管理的層面，就是法，所以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軌制，巡狩朝覲等等都是周代的法。那么，假如認為周禮不是法家之作，背后的邏輯是，禮法是對峙的，禮不是法。但這不是韓非子意義上的“法家”。法家能夠是從西周的軌制年夜框架中延長出的，有別于儒家的一種解釋形式。在這個共享會議室意義上，西周的軌制和后來的儒家、法家之間的關系，就可以開展新的研討。

 

  

 

顧濤副傳授

 

北京師范年夜學古籍瑜伽教室與傳統文明1對1教學研討院周少川傳授結合本書與郭傳授的來往，談了本身的收獲。周傳授認為，禮學應該和國家軌制社會次序的發展演變結合起來研討。郭師長教師捉住了問題的主線，從先秦六卿軌制的演變，來考核周禮成書的年月，周禮之所以能成書，是軌制發展的結果，這為本書增添了可托度。周傳授還提出，禮學研討要和當時的時代的儒學發展、時代特點聯系起來考核。每個時期禮學的發展，儒學有良多觀點，相互影響，所所以必須反應當時的時代表念和特點。郭師長教師是捉住了這個特點，根本治理，把周禮還原為儒學的經典，考證在某個具體時期禮學的理念和時代特點，以此說明《周禮》成書的年月。最后，禮學的研討還要和它構成的時代佈景和社會環境多種原因結合起來考核。因為每種學術的發展都是和當時的政治文明的原因親密相關的。郭傳授把周禮的成書放到歷史的走向中考核，考核成書時候與之相關的政治佈景、文明氛圍、經濟條件。本書得出周禮成書于魏文侯時代的結論，除了有史料證據，還有文明佈景的支撐。周傳授最后指出，郭師長教師能夠作出這樣的結果，與其吃苦治學、恬澹名利的治學主旨，以及實事求是、年夜膽創新的治學精力是分不開的。

 

  

 

周少川傳授

 

最后，郭傳授同與會學者進行了討論，并對關于本書的問題作了回應。關于劉豐老師對《漢書·藝文志》魏文侯一條的疑問，郭傳授解釋了本身對文本的懂得。就“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句，郭傳授認為，“其樂人”之“其”是指文帝，而不是魏文侯；而“獻其書”的“其”指的則是魏文侯。

 

關于陳壁生老師對成書于周公和戰國的差異問題，郭傳授指出，雖然在《史記》的記載中，《尚書·周官》是成王之手，但在寫《周公世家》的時候，司馬遷有了更多的資料，發現《周官》是成于周公之手。官職的源頭和周私有密不成分的關系。可是，為何《周禮》不克不及是周公所作呢？在青銅器和銘文上，西周經文都是幾十個字幾百字出現的，最多也不過千字；而《周禮》這本書有四萬五千字，說是西周時期周公所作不成能。所以可以認為，《周禮》一書的源頭在周公，可是由魏文侯編訂的。

 

華喆老師問題是，《周禮》的成書時期分歧，在思惟意義上有何分歧？郭傳授認為，兩說在這一層面上形成的差異并不年夜。職官軌制是一個前后繼承的關系。隨著時代的變化，具體職官能夠有增減，但軌制的主體是不變的。

 

關于顧濤老師提出的一些新的研討徑路，郭傳授做了高度評價。他指出，周代禮制就是禮樂為主，法制為輔。魏文侯時期，也有良多法治方面的人才。不否認有法的影響，但總體而言，《周禮》還是屬于儒家傳統，而不符合法令家傳統。

 

在郭偉川傳授與列位學者廣泛交通瑜伽教室、討論之后，本次禮學沙龍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