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三碑”中的魯國四相
作者：陳霞
來源：《走進孔子》2023年第2期
《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是東漢時期刻立于曲阜孔廟中的三幢有名古碑，因其在中國碑刻歷史上極為珍貴，素來被譽為“孔廟三碑”。現在，這幾幢碑已有近2000年的歷史，而台灣包養網和它們一同跨越千年并接收后人企盼的，還有碑中所載的四位魯相。他們是東漢后期相繼任職于魯國的乙瑛、平、韓敕和史晨。這四位魯相，由于官職較低，其具體事跡在文獻中幾無記載，但是，作為身居孔子故鄉的處所官員，他們以尊孔之心，履職盡責，在孔廟保護、釋奠禮推動等方面做出了主要貢獻，故而能隨石碑流傳千古。包養一個月價錢
一、魯國四相
乙瑛、平，二人同見于《乙瑛碑》。根據碑文記載，乙瑛與平二人在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前后相繼擔任魯相。乙瑛，碑文記其“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乙瑛之名與事跡僅見于《乙瑛碑》。平的事跡更是這般，除了《乙瑛碑》寥寥數言之外，亦無他載。碑文記載“前魯相”乙瑛鑒于闕里孔廟存在“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往，廟有禮器，無凡人掌領”的狀況，向朝廷上書請求設置“守廟百石卒史”一職，以典守孔廟。奏書經過司徒吳雄和司空趙戒上報給漢桓帝，獲得桓帝同意。乙瑛在上書朝廷后不久即卸任，天子詔書下來時，已是平任職期間。平根據詔書“（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禮，為（宗）所歸者”的請求，掌管選拔出孔龢出任第一任百石卒史。曲阜縣令鮑疊“做作百石吏舍”，以作為辦公場所。由此，曲阜孔廟有了國家錄用的守廟官。［參見《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上）。本文所引碑文均出自此書，下文僅列碑名］
《乙瑛碑》（現存包養條件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韓敕，事見《禮器碑》。碑文記載韓敕為“河南京”人，字叔節，時人尊稱韓明府，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時，任魯相。韓敕任職期間，重要做了以下幾件事：其一，“復顏氏亓官氏邑中繇發”，免去了孔子外氏顏氏與妻家亓官氏兩族的徭役；其二，“念圣歷世，禮樂陵遲”，于是“造立禮器”；其三，“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在孔廟添造了輿車；其四，“宣抒玄污，以灌水流”，疏浚、整治孔廟內的水暢通道。韓敕的這番作為“上合紫臺，稽之中和包養dcard；下合圣制，事得禮儀”，獲得高低分歧贊包養dcard賞，故“四術士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參見《永壽二年包養網dcard韓敕禮器碑》）
史晨，事見《史晨碑》。據碑文記載：史包養sd晨，字伯時，河南人，于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至魯任相。就任之后，即擇令日拜謁孔子，并“行秋饗”，祭奠孔子。其間，他發現孔廟祭奠竟“無公出酒脯之祠”，且年齡二季饗禮并不按時舉行。他認為作為“本國舊居”，孔子祭奠之禮“闕而不祀”是分歧禮制的。于是他于建寧二年（169）上奏朝廷，請求在曲阜孔廟亦如京師辟雍一樣行年齡饗禮，并由國家擔負年齡二祭所需價格。史晨的請求獲得同意。于是史晨在孔廟組織春饗祭孔活動，吸引魯地周圍眾多官員咸來觀禮。此后，史晨還會同包養管道部史、縣吏對闕里進行了整修；為了便利蒼生，還于昌平亭下立會市，整修孔瀆與顏母井兩地之間的途徑；等等。（參見《建寧二年史晨前后碑》）
據《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可知，東漢時期，魯國是光武帝之子東海王劉強的封國，屬豫州刺史部，下轄魯、卞、騶、蕃、薛、汶陽六縣。在西漢以來逐漸加強的中心集權軌制下，諸侯王在封國內“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漢書·諸侯王表》），其行政管理皆由朝廷選派官員，王國無仕宦任免權。諸侯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西漢成帝后“更令相治平易近”（《后漢書包養dcard·百官志五》）。可見，東漢時期的國相好像郡守，負責國內政事。上述魯國四相即魯國的最高長官，負責魯地政事。從碑文記載來看，作為孔子故鄉的處所官，治理孔廟、組織祭孔是他台灣包養網們政務的重點。
乙瑛碑清末拓本
二、四位魯相與孔廟
孔廟樹立于孔子往世后不久，并經孔子后裔、門生、儒生以及魯地治理者的保護，“至于漢二百余年不絕”（《史記·孔子世家》）。漢代以來，隨著儒學上升為國家的統治思惟，孔子位置晉陞，其祭奠之包養甜心禮也漸受重視。漢平帝于元始元年（1）下詔，封“孔子后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漢書·平帝紀》）。這次加封，標志著孔子被列進國家正式祀典，由“褒成侯”專奉孔子之祭。東漢時期，帝包養網VIP王祭孔漸成慣例。東漢光長期包養武帝劉秀，于建武五年（29）途經魯地，派年夜司空祭孔，開創了后世帝王遣官祀闕里的先例。永平十五年（72）漢明帝東巡過魯，盛祀孔子及七十二門生，首開祭奠孔後輩子之例。后來，漢章帝、漢安帝東巡之時，均依例到曲阜祭奠孔子及七十二門生。這般來看，曲阜孔廟與孔子祭奠備受重視。但是，從“孔廟三碑”所載內容來看，這種重視僅限于祭奠當時，帝王祭奠結束即回京師自不用說，即便是褒成侯，也是“四時來祠，事已即往”。這一方面是因為褒成侯封邑在瑕丘（今兗州）而非魯都曲阜，所以往往是祭奠結束后便前往本身的封邑，對于孔廟的治理長期包養或不克不及盡心；另一方面，當時的漢王朝對曲阜孔廟應該尚沒有具體的軌制保證。所以，孔廟的日常治理與具體事務考慮的職責，都落在魯相與當地官員身上。從碑文記載來看，乙瑛、平、韓敕、史晨四位魯相對于曲阜孔廟重要做了以下盡力：
《禮器碑》（現存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起首，請置百石卒史，使孔廟有了包養站長專人治理。乙瑛的上書獲準后，魯相平根據詔書請求掌管遴選，“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年齡》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圣之禮，為宗所歸。（除）（龢短期包養）補名狀如牒”（《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經嚴格遴選，孔龢成為孔廟歷史上第一任百石卒史。百石卒史是漢代俸祿為百石的官職。根據文獻記載，漢代官秩等級以石為單位，共十七等。最高為萬石，最低為百石。顯然，百石卒史在漢代為最高等級的官職。官職雖小，卻是食朝廷俸祿包養網推薦者。百石卒史的設立，“表白孔子廟的治理由孔子后裔的個人行為改變為國家行為，初步奠基了孔子廟在國家政治生涯中的位置”（《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論說”）。
其次，請依社稷行年齡饗禮包養金額于孔廟。東漢時期，曲阜孔廟的祭孔之禮重要由褒成侯行四時祭奠之禮，而處所當局祭奠并沒無形成必定規制。包養網dcard乙瑛在永興元年（153）上書請置百石卒史時，一并提出在曲阜孔廟實行“年齡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祭奠以犬為牲，經費則由國家承擔。乙瑛的這一請求獲得了漢桓帝的同意。但至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史晨出任魯相時，官方的年齡饗禮“闕而不祀”。從乙瑛上書至史晨就任，短短缺乏二十年，當年所奏請的年齡二禮卻已消散不見，這一方面體現了當地官員執行不力，另一方面也說明官方的孔廟年齡二祭尚未構成慣例。史晨為此“寢息耿耿，情所思想”，遂上書朝廷：“臣輒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禮），（以）共煙祀。”史晨的上書獲得漢靈帝同意。從此以后，曲阜包養妹孔廟享用國家年齡二祭，其級別如社稷神劃一對待。
再次，造立禮器，修飾、修繕孔廟。除了完美孔廟祭奠禮儀之外，修飾、修繕孔廟也是魯相等處所官員的主要政務。韓敕任職期間，就對孔廟進行了一番修整：“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污，以灌水流。”（《永壽二年韓敕禮器碑》）搜集收拾了古樂譜，添置了鐘磬瑟鼓等樂器，雷洗觴觚等酒器，爵鹿柤梪、籩柉禁壺等祭器，讓孔廟禮器更為完備。此外，還疏浚修整了孔廟的排污設施，使得孔廟不致因積水毀壞。
禮器碑清末拓本碑陽
禮器碑清末拓本碑陰
三、魯國四相的歷史貢獻
“圖畫所以圖盛跡，金石所以刊不朽。”“孔廟三碑”中的四位魯相只是漢代歷任魯相中的通俗幾位，但其所行之事與孔廟親密相連，故而被時人稱頌，并刊石勒名，樹立于孔廟包養網推薦，以傳后世。雖然也因碑中所記年齡饗禮與價格公出之請旋舉旋廢，而招致后人“有司信奉不虔”（洪適：《隸釋》）等批評，但其舉在孔廟以及釋奠禮的發展史上無疑具有主要意義。同時，對孔子思惟與儒學在當時及后世的傳播都有必定的感化。
乙瑛在給天子的上書中重申之前詔書對孔子的稱頌：“詔書崇圣道，（勉）（六）（藝）。孔子（作）《年齡》，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系）辭》，經緯六合，幽贊神明，故挺拔廟。”這是當時最高統治者對包養app孔子貢獻與位置的認識與評價。碑文又記首任百石卒史孔龢“修《年齡》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圣之禮，為宗所歸”。通經、事親至孝、奉先圣之禮，這些既是當時的選官標準，也是被推重的社會風尚。這些評價與標準都刻于石碑，并樹立于孔廟，在傳播前言尚不發達的東漢甚至其后的現代中國，無疑起到傳播官方意識形態、弘揚孔子思惟的功能。
《史晨碑》（現存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作為一國之包養網ppt相，其一舉一動無疑具有社會引領效應。《禮器碑》記韓敕于孔廟造立禮器，吸引包養條件眾多人員捐資支撐。這份捐資名單刻于碑文之末，以及碑陰、碑側。人員多達一百余人，除魯國現任的處所官員外，還有為官朝廷或其他州、郡、縣的魯籍人和非魯籍人，地涉明天的山東、河北、河南、江蘇、浙江一帶。這些人上自朝廷的尚書侍郎，下至處所主簿、從事；有冊封的貴爵，也有隱居不出仕的處士，甚至還有許多僅署地名和人名而無官職者；捐資數額則從一百錢到五千包養ptt錢不等。從這份捐資名單可見韓敕之舉在當時惹起的轟動效應。《史晨碑》記載，史晨在孔廟舉行春饗之禮時，亦吸引眾多包養意思人員前來觀禮。碑文記眾人“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鉅細，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師長教師執事諸門生，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歸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以上兩相所舉之事之所以引得這么多人參與，除了他們位居一國之相的官職影響以及個人魅力之外，更主要的，應該是事關孔子、孔廟。這是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來儒學發展、孔子位置晉陞的主要體現。同時，在這樣的社會效應下，孔子思惟必定也會通過這些人員在各地傳播開來，起到引領當時社會重視孔子、學習儒學、踐行儒家思惟的感化。
史晨前碑乾隆拓本
史晨后碑乾隆拓本
小結
台灣包養網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后，儒生廣泛參政，與文吏一路組成漢代的權要隊伍。文吏包養平台是秦代法家傳統的繼承者，熟曉各種法令法則，奉法令條文為圭臬，為政嚴酷；儒生則以儒家思惟為指導，主張為政以德、勸學興禮、教平易近、導平易近。兩種仕宦對漢王朝不成或缺，是“漢家自有軌制，本以霸霸道雜之”在選官軌制上的體現。而文吏與儒生短期包養也在牴觸與長期包養沖突中不斷影響，彼此轉化，構成漢吏“吏服雅馴，儒通文法”的執政特點。從孔廟“孔廟三碑”對四位魯相無限的記載中，我們無法判斷他們屬于文吏還是儒生，但作為魯國的處所官，他們對孔子的推重、對孔廟的保護，以及對孔子祭奠禮儀的推動，除了職責地點，應該也如史晨在給漢靈帝上書中所表達的那樣，有一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建寧二年史晨前后碑》）的為政之幻想蘊含此中吧。
作者簡介：
陳霞，孔子研討院副研討員，重要從事前秦儒學、曲阜碑刻文獻方面的研討，在《甘肅社會科學》《光亮日報》《管子學刊》等刊物發表文章10余篇。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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